最近看了钱理群教授的《与鲁迅相遇》，让我得以再次并且更加接近真实的鲁迅。
鲁迅的一生是奔波坎坷的一生，正如他所置身的那个位于“十字路口”的动荡的时代。他生在一个大户人家，却在年幼时经历家道中落，父亲病逝的变故，使他过早且深切的体会到了世事无常，人情冷暖。“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”。所以他决定“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”，背井离乡，去外地“学洋务”。之后因为成绩优异，得到留学日本的机会。到去日本之后，开始了他一生的文学准备工作。因为早年父亲求助于中医最终不治的悲痛经历。他留学期间决定学习西医，治疗像他父亲一样为中医所苦的病人。但是当他目睹了一群麻木的国人围观异邦人处决同胞时的影片之后，深感震惊，决定专注于文学创作，拯救国人麻木的灵魂。之后回国，迫于生计，先后在学校教书，在教育系统过着“朝九晚五”的生活，由于时局动荡，人人自危，所以被迫维持一些抄古碑，读佛经的爱好，以此打发时间。蛰伏十年之久。终于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后，经友人钱玄同的鼓励，再次唤起了心中的希望，发出震耳欲聋的针砭时弊，唤醒国人的呐喊。
鲁迅是不太容易接近的。他的思想是深刻的，语言是犀利的，态度是“冷漠”的。他目光锐利，爱憎分明。他一面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一面俯首甘为孺子牛。他是一个异类，一个批判者，一个精神界战士。他反抗着中国几千年的“吃人”的传统和其他形式的个体精神压迫。他号召国民“睁了眼看”，反对“瞒和骗”。他甘愿扮演历史的“中间物”的角色，坚持“幼者本位，弱者本位”的立场，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，肩住了黑暗的闸门，放他们（注：孩子们）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；此后幸福的度日，合理的做人”。鲁迅的思想属于他身处的那个时代，但是很多时候也超越那个时代，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很有借鉴和指导的作用。
例如他以“立人”为中心的思想。要“立国”，先“立人”。对于个体的人的精神的重视，把人的精神置于至高的地位，并以是否有利于人的心灵的自由，健康的发展为衡量一种文化的标尺。在当初那个时代甚至是我们现在也很有启发性。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和强调等级制度的儒家思想的统治下，人分三六九等，每个等级都欺压自己等级下面的人，同时也被上面等级的人欺压着。上面等级的人感受不到下面等级的人的痛苦，每个人都形成了媚上欺下的“主子”和“奴才”的双重性格。在“想做奴隶而不得”和“暂时坐稳了奴隶”的车轮似的历史中循环往复。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被轻视，精神被压迫。人们可以转移自己的痛苦，同时也感受不到别人的痛苦，别人的痛苦在其他“看客”的眼中也只能沦落为被鉴赏被咀嚼的材料。在这样的国民性的情况下，当绝大多数人将已经取得有目共睹的效果的西方“科学”和“民主”看作当时中国的救世良方的时候，鲁迅保持了他一贯的克制和冷静，对其进行了更复杂的分析，认为“科学文明”和“物质文明”当然有其正面和积极的意义，但是在实践中也会存在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压抑与剥夺，并且如果盲目崇拜，发展到极端，就会产生严重的弊端：“诸凡事物，无不质化，灵明日以亏蚀，旨趣流于平庸，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，而主观之内面精神，乃舍置不之一省。重其外，放其内，取其质，遗其神，林林众生，物欲来蔽，社会憔悴，进步以停，于是一切诈伪罪恶，蔑弗乘之而萌，使性灵之光，愈益就于黯淡。”这番深刻的考察，对于我们当今时代也具有很现实的警醒作用。科学，技术，及其带来的物质层面的东西，只能是手段，而不是最终目的。每个人最终都应该通过“向内寻求”，解决自己的内心如何安放的问题。这是根本的问题，也是事关信仰的问题。关于信仰，鲁迅还提出一个“伪士”的概念，这些“伪士”是无信之士，没有信仰的知识分子，他们却要扼杀别人的信仰，不许别人有信仰，把自己打扮成信仰的捍卫者。这些无信仰，有知识（甚或无知识），无精神的伪士，却往往占据了主流的中心位置，因为他们善于迎合，既迎合权势，又迎合大众，来使出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伎俩来掩盖自己的私欲。所以判断真伪的方法：是真诚地相信与坚守你的观点与立场，还仅仅是一种表演，玩玩而已，并且随时准备另换一个新的观点与立场。鲁迅用真伪来作为衡量知识分子的标准，对我们也非常有启发意义。
还有鲁迅对于他寄希望于拯救国民性的文学的看法。他认为文学应该符合：“神思”，“白心”，“心声”，“撄人心”的特点。“神思”是那些充满灵感与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对人的“涵养”灵感，感悟力与自由的想象力，以达到人与人之间，人与万物之间的心灵的生命的“冥契”方面的意义与价值。想象力文学是一种力量之作，可以影响人的潜意识，培养人的感受力和共情能力；“白心”就是“诚于中而有言”，是对文学表达的基本要求：真诚，直白，发自内心。也就是要言之有物，要表达真情实感，表达人的特殊体验或者感悟；“心声”，“言，心声也”。文学作为一种言说，是传达一个人，一个民族的“心声”的。在鲁迅看来，一个人，一个民族能不能发出自己的“心声”，是这个人与这个民族是否“自立”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志。语言作为一种不太高效和不总是有效的表达思想的工具，有其自身的模糊性和复杂性。我们生活在共同的客观世界，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，同时也和一些人共享一些生命体验。当别人表达他正在经历的独特生命体验的时候，我们不可能直接感受到，但是我们可以回想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感受，于是我们可以理解别人，于是交流成为可能。为了交流更加有效，也要求我们努力提高自己的表达技巧和能力；“撄人心”就是文学中存在的“搅动人的灵魂”的力量。鲁迅在他的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中提到：“说到“为什么”做小说罢，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“启蒙主义”，以为必须是“为人生”，而且要改良这人生。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“闲书”，而且将“为艺术的艺术”，看作不过是“消闲”的新式的别号。所以我的取材，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，意思是在揭出病苦，引起疗救的注意。”。“揭出病苦，引起疗救的注意”，所以鲁迅的小说给人的感觉往往是沉重的，是令人扼腕，震撼人心的。所以有价值的文学，就是那种对你来说如同当头棒喝的文学，使你被启发，使你感悟，甚至使你猛醒。
《先生鲁迅》的纪录片中，一个片段是莫言对鲁迅的评价，说：鲁迅是圣人和孩子的综合体。虽然似有夸张的成分，但是鲁迅的思想基础在日本留学期间形成之后，此后经过发扬与深化，并且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。就像他自己不断的与“伪士”抗争一样，他是一生努力的朝着自己抱定的信仰所前进的。与他的敌人相反，他并不视自己为真理的代言人，觉得自己有资格居高临下对其他人进行审判。他是批判者，也是怀疑者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同时也批判自己，怀疑自己。他深知自己内心也存在黑暗，他勇于承认并直面这黑暗，他反抗外在的黑暗，同时也反抗内心的黑暗。
有所信，有所为，更有所不为，“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”，鲁迅一直与我们在一起。